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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李志文:清华北大只是三流大学?怎么样才算一流?  

2014-11-06 09:43:55|  分类: 引用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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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个头条网讯:最近,浙大新校长杨卫在接受《大学周刊》访问时提到世界上大学分类的标准,按照他的说法,现在的清华、北大、浙大刚刚进入世界的三流水准。因为,在他看来,“以美国大学为例,它们是三流学校数论文篇数,二流学校数论文的影响因子,一流学校不对论文发表提要求,而顶尖的大学非常强调教学。”


为什么这么说呢?按照清华大学特聘教授,美国杜兰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企业研究中心主任李志文的阐述,三流大学,应该是像美国的California State, Kansas State, 台湾成功大学、台湾大学、日本名古屋大学、韩国首尔大学、中国大陆的北大、清华、浙大这一类的大学。这些大学有一个共同特性,都是公立大学。公立大学是外行官员管内行学术专家,就是咱们所说的『红管专、外行管内行』。这些外行官员都要找一些『客观标准』来做管理依据,就自然的数字挂帅了。在美国这些大学都是资源较少的州立大学,这些大学,有些就被定位为教学型大学,像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ies。有些是小州的州立大学,像Kansas State。这些大学,校长底气不足,难以抗拒州政府与议员的干涉。天下英才有限,到了这些学校,能分到的人才,就微不足道了,数字管理,简单明瞭,成本低廉。在亚洲,官本位下,校长发挥空间有限,许多是新兴国家,资源也有限,发展学术的第一步,就是先让教师们有拿到学位后继续念书的习惯。用SCI 数目来管教授,就如同用考试来管学生,没有太多的实质教育与学术效果,但总比不管好。到了不入流的大学,基本上就是随意管了。台湾的有些私立大学,大陆的大部分大学就是这一类。


从统计学的角度上看,论文发表得多就意味着教师花在做研究上的时间更多。因此三流大学要提升,就得要求师生多发表论文。二流大学要求教师发表的论文,是在该领域里最好的、影响因子最高的杂志上。如果某人一年能在这样杂志上发一二篇论文,他会被认为是国际知名的学者。再发展,这位教师能几年磨一剑,做一些引导、引领这个学科发展,更带有原创性的工作,带领学科往前走,那他就是国际一流学者了。所以,一流大学不要求教师发表很多文章,也不要求他们在顶尖杂志上发表,只是给更宽松的环境做研究,由教师在好奇心驱动下自由发展。


在李志文看来,二流大学与三流大学基本上都是公立大学。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私立大学,是不入流的。这就是资源与体制的互补了,私立大学体制灵活,如果有足够的资源,会办得比公立大学好。如果资源不足,私立大学的灵活体制反而导致它们胡作非为。


二流大学,应该是SUNY/Buffalo, Rutgers, Florida, Kansas, 与香港科大这一类的大学。这些大学由于资源、地缘、历史因素,没法子与一流大学较短长。一流与二流大学的运作、目标、渴望,基本是一样的。它们只有程度的差异,没有本质的差别。顶级大学的年轻副教授通常是一流大学争聘讲座教授的目标,一流大学的少壮副教授通常是二流大学争聘讲座教授的目标。三流大学与二流大学之间的交流就要少多了。北大与清华已经有点二流大学的架势,就是因为,它们已经有点能力在一流大学的少壮精英头上动脑筋了。


在李志文看来,美国的三流大学基本上是官本位,跟咱中国一模一样。李远哲这个学化学的书呆子,居然在台湾倡导『教授治校』,把台湾的大学变成政治角力场,乌烟瘴气!三流公立大学如果教授治校,全校教授一定『挖社会主义墙角』。没有大师级的学术地位,就没有了赔不起的面子。教授跟装配工都是人,没有了赔不起的面子,就可以不要脸,一旦没有人管,就一定不要脸。三流大学用SCI 数量管教授,就是防止教授不要脸,在我们管理学,这叫做防止『道德危险』(Moral Hazard)。


三流学校都长什么样?


在三流大学的体系里,文章数、学生数、头衔、行政职位是学术成果的评价标准,也是物质报酬分配的依据。


在全是三流大学的官本位国度里,没有也不需要开放性的学术市场。


在三流大学的体制下,要累积文章、学生、头衔、职位这些人力资源可不容易。首先做学生的时候就得选一个大牌做导师,当徒弟的,沏茶倒水、上街跑腿,样样周到。毕业后弄头衔、抢职位,又得卑躬屈膝、心狠手辣,一样不少。带着一批弟子打天下,要远交近攻,合纵连横,交了不少朋友,结了不少世仇。在数字挂帅的体制里,比的不是真知卓见,而是组织能力,政治手腕。一旦改变学术体制,原来的学术领袖,就像满清遗老,痛哭流涕、顿失依靠。反抗的意念,这么会没有呢?


在三流大学体系里,博导可以任命,文章数可以计算,虽然不理想,但可执行性高,虽然大家做点没用的研究混饭吃,倒也有些次序,每个大学各混各的,相安无事。


到了二流大学体系里,大师不是校长任命就行了,得有真知卓学,没有一个市场机能做信息处理与汇总的工具,谁又知道那个是真大师,那个是假大师?如果假大师的人数,超过一定的临界点,就会劣币驱逐良币,结果比三流大学体系还糟糕。三流大学的博导是绵羊,校长吼一吼,就乖乖低头吃草。二流大学的假大师,是披着珍贵貂皮的野狼,可以把校长都吃了。


香港科大是怎么沦落成为二流大学的?


香港科大的成立,在亚洲学术发展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大事。香港科大是亚洲第一个按世界一流大学的体制与框架搭建的大学,找到了真正有当世界一流大学校长的背景、见识、能力、与经验的吴家玮,到香港来负责这个划时代的任务。其实,应该说是吴家玮找到了香港来实现他的理想,而不是香港人找到吴家玮去实现香港人的梦想。我不认为,当时在大中华地区(大陆、台湾、香港、及新加坡),有任何一个官员或社会领袖真正懂得一流大学是什么回事。我要称赞香港的社会领袖,只有见多识广的香港精英才听得懂吴家玮说什么。大中华地区的所有自命为研究型大学的校长或准校长,都应该在桌上放一本香港科大教职员手册,没事的时候,看看,悟一悟这些手册条文后面的含义在那里?


我大声疾呼,建议我现在的老板,清华的顾秉林与浙大的杨卫,请吴家玮做你们的顾问。你们有吴家玮的聪慧,但你们没有他的阅历。学问的领悟是要在一流的环境中长期的熏陶,才慢慢深入骨髓。顾秉林与杨卫在社会科学上没有被长期熏陶的机会。社会科学里的市场机能跟自然科学里的物理机能不一样。物理机能的道理能在书本说清楚九成以上,市场机能得靠从经验、观察、与失败中去领会。只有在市场玩过,才知道市场规律。办一流大学的道理是社会科学,不是自然可学。本文开场中,引用杨卫校长的那番话,是在五年前,没有一个中国大陆的校长能说得出如此精确的。这是因为杨卫有在美国一流大学受过完整博士训练的经历,在做学生时,耳濡目染,听老师、同学点评英雄豪杰。吴家玮在UC San Diego 当过常务副校长 (Provost),他的经验与智慧是中国研究型大学的可贵资源。


现在把话头转回香港科大。在1991年,当我接受科大的邀请去香港看看的时候,科大寄来一些资料讨论科大的愿景及方案,其与众不同,就深深的吸引我。我与吴家玮深谈了几次,他的风度、气势、仪表、思想,与我见过的一流大学校长相比,犹胜一筹。他对科大的构想是许多美国一流大学校长的梦想,由于历史因素而只能是梦想。1991年到位的第一批教授,就是梦幻团队,同时拥有这一批学者,是许多一流大学无法企及的目标。在海滩之旁、峭壁之上的校园,吃定了书呆子的那颗清风皎月、美酒诗书的浪漫心怀。这个校园能让耶鲁大学校长嫉妒得高血压,更别提在可怕的哈林区之旁的哥伦比亚大学了。吴家玮带着科大的校园规划与建校大纲,到美国的顶级与一流大学转了一圈,立刻造成极大的轰动。我想,所有的华人,尤其是香港人,要为香港科大感觉骄傲与兴奋。香港政府应该把科大做为重要的战略布局,发展成整个亚洲的学术中心。


哈!我错了,大错特错。我刚到科大不久,有一次跟的士司机在车上聊起科大,他用非常愤怒的语气,大骂科大。说科大校长贪污,在家里盖了大游泳池,又说科大浪费人民血汗钱。我当时极为震惊,渐渐的,我发现香港的新闻媒体,几乎不报道科大,就是报道,也是批评多,赞誉少。在香港各角落,几乎闻不到一丝以科大为荣的气息。我们这一群很把自己当回事,在世界上也有些人把我们当回事的书呆子,在香港平民的眼中,啥都不是,就是一群糟蹋粮食的饭桶。


的士司机不了解科大,也就罢了,他们没有念多少书嘛,那晓得哈佛与活佛的差别?大学生该了解我们这些国际知名学者的来头吧?有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还不争先恐后的报考科大?哈!我又错了,大错特错。我在科大的时候,以师资的真本事来排名,科大远远的第一,中大第二,港大遥遥第三。由于香港的高速经济发展,越新的学校师资越好。港大最老,师资当然最差,当时有些港大的教授,可能还做不了科大的研究生。在香港待一阵子后,我对香港的高校招生有些了解,才惊奇的发现,科大是香港学生的第三志愿,甚至是第四志愿。要命!连香港的知识分子,也没有把我们这些很把自己当回事的书呆子当一回事。


有些教授,包括我在内,就建议说,我们有这么好的师资,我们应该向全世界招生,尤其向中国大陆招生,为祖国服务。我还兴冲冲的,在台湾、新加坡、大陆为科大扩充影响力,号召当地最好的学生考科大,也还真有些学生雀雀欲试。很快的,我们发现,港台新陆都是官本位,根本没有市场机制,跨地域招生得通过四地教育部门协调,这一协调,要到那个猴年马月?


逐渐的,有些老师又飞向海角天涯,留在香港的老师,有些被其他学校慢慢的挖了墙角。逐渐的,在世界学术市场上,科大不再是亚洲唯一的亮点,不再英气勃勃。在1991年,世界顶级学者们眼中的亚洲唯一的一流大学,香港科大,到了1999年,就这么沦落成了二流大学。在香港百姓的眼中,还是香港地区的二等大学!

香港科大的案例,为我的理论提供了实证结果,也为浙大与清华发展学术,进入世界二流大学提供一些启发。一流大学要有资源、历史、及地缘条件。科大在1991年,满足了资源的条件,而且满足了最难的资源条件:学校领导人与学术领导人。吴家玮与他请来的创校教授,对一流大学操作与学术市场的深刻了解,是到现在还没有亚洲另外一个大学可以比拟。可是科大的创立,也有基因病原(genetic disease)。其中之最,就因为它是个公立大学。公立大学就得跟没有专业知识的官员、议员打交道。这些官员、议员是学校的衣食父母,态度高傲蛮横(香港要比台湾、大陆好多了),而一流学校的操作是很难用客观的短期指标来衡量的,科大与这些官员、议员打交道,根本就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还有,官员与议员有他们自己的烦恼与忧愁,他们可不会像我们这些书呆子,为办一流大学而拼命。


香港科大从零做起,没有历史,就没有历史包袱;但没有历史,也就没有群众基础。我起初有点纳闷,香港的官员、议员、学者、新闻记者,应该有不少人,是多少知道吴家玮干了件多不容易的事,为什么,就没有人出来说句公道话?后来想想,他们能说什么呢?前面分析过,一流大学与三流大学是模式改变(paradigm shift), 一流大学的思维基本是否定三流大学的体系的。这些官员、议员、学者、新闻记者都是港大、中大的毕业生,难道要他们称赞这些外籍兵团,否定自己?这就如同小海龟孙文,到了北京跟大官僚李鸿章谈变法,是李鸿章听不懂?还是李鸿章没有傻到自残?


科大的地缘位置,也注定让它难以保住一流的架势。可以说,科大是一国两制的受害者。香港只有六百五十万人,做为一个香港的公立学校又不能在大陆公开招生,学生市场就只限于香港的弹丸之地。各位看看表一列出的一流大学,那个不是全球招生的?香港科大是用国际一流的师资去教香港二流的学生,不只是资源浪费,师生都辛苦难过。最近一阵子,香港在谈教育资源整合,香港科大这个名字都有可能成为历史名词。没有历史、没有群众基础,就没有足够的选票来保护这个招牌。


香港科大曾经拥有世界一流大学的梦幻资源:一个有眼光、有魅力、有本事的校长,一群著作等身,国际知名的教授,一个青山绿水、优雅宜人的校园。但是科大没有历史、没有地缘优势。更重要的是科大是家公立大学,陷身于扯不清的政治泥沼。科大在短暂的辉煌后,回归成香港高等教育的一个平民:一个世界级的二流大学。


如果我们以搭建香港科大品牌来评价吴家玮,吴校长并没有取得巨大成功,我给他一个『良』(西方的B)。如果我们以搭建学术平台来评价吴家玮,他的成功是划时代的。他并没有把香港科大办成一流,但是他把香港的七家大学办成二流。他的影响,还到了新加坡与大陆(台湾是个相对封闭的市场)。我前面分析过,从三流大学进入二流大学,是思想的改变,是质的跳跃。一旦进入二流大学的层次,进入一流大学就是只是资源与决心的问题了。


在香港科大创建之前,亚洲的所有大学,都是封闭式教学型的大学。别说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别提参与北美学术市场,在同一个城市内都老死不相往来。在1990年以前,亚洲最西化、最进步的新加坡大学与香港大学的老师都只是些英国的与澳大利亚的学士与硕士。这些地区的学术领导人还公开的说澳大利亚的硕士训练都要比美国博士好得多。台湾的学者都是本校子弟,许多是从助教按年资爬上来的。在世界顶级的学术会议是看不到亚洲大学来的学者的。别说来打擂台了,连观众席里,都找不到。近年来,亚洲学术风气的蓬勃发展,香港的三大,甚至七大,都进入了二流大学之林。这些与香港科大的创建,引起了欧美学术领袖的重视与另眼相看,逼着亚洲的学术当家人打开大门是有密切关系的。


要怎样才能成为顶级学校?


事实上,办二流大学只是清华、浙大进入世界名校的一个过程,不是最终目标。最终目标是要成为世界顶级大学。


中国如果想要有个优良的学术与教育环境,就得有世界顶级的大学,这两三个顶级大学,会带动几十个一流大学,这几十个一流大学,会带动上百个二流大学。这些顶级、一流、与二流大学是中国的知识泉源,会发展出千千万万的科技应用,会培育出无数个领袖、学者、与教育家。


如果为了进入这个北美洲英语语系学术大草原,要清华、浙大搬家是做不到的,但是参与英语语系的学术市场的必要条件,非满足不可。我是社会科学研究者,用英文谈中国的社会制度问题,真是***憋气!深深的伤害了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心情平复后想想,咱们的汉文不就是中原西陲的秦戎话吗?中原周天子的话怎么说,现在谁也弄不清楚了。自然科学是不太受语言能力影响的,进入美洲英语语系学术大草原,对人文社会学科来说,要难得多。这是进入市场的必要交易成本。我知道,北大、清华的经济、管理科系已经在做了,香港科大的建校原则就是世界(其实就是美国)标准。我最近接到复旦大学要求我协助拟订世界顶尖期刊的排名,看来复旦也想杀进北美洲英语语系学术大草原了。


有效的市场机能一定要有优生劣败的竞争淘汰机制。美国二流大学以上,都有严格的淘汰机制,就是长聘(tenure)制度。顶级大学的长聘制度可以说是冷酷无情、惨不忍睹。连挂一流车尾的杜兰大学都是九死一生。长聘制度原来是保障教授的言论自由的,经过两百年的演变,成为美国学术最重要的『净化剂』。长聘制度是让最有前途的年轻学者,列入长聘教授的候选人,称为长聘岗(tenure track), 成为严格考核与培养的对象。这个考核期,在顶级大学是九年,通过了就是正教授,而且很快的就是讲座教授。在一流与二流大学,通常是六年,通过后就是长聘副教授。顶级大学与一流大学的重要不同点之一,就是长聘制度的严格程度。顶级大学的斯坦福的考核期是九年,而它隔壁一流的伯克莱是六年。


顶级大学经过九年的严酷考核,不被打死,就成了大师。在顶级大学里,副教授这个职位是短暂的过渡。在较好的一流(表一里的一流A)大学中,大部分的长聘教授,都能升等,可是在一流大学里资源比较不足的学校(一流B),就越来越多的终生副教授。因为在一流大学里,升等的标准是看对手想不想挖你。没有人来挖角,你就好好的等着,一辈子都别想升成正教授。好的一流大学挖角的能力强,被挖的或然率高,流通机制好,就没有存货。次一点的一流大学,挖角能力弱,被挖的或然率低,存货就多。到了二流大学,实在没有资源玩这个游戏,但是还想成为一个学术净土,在给长聘时是按照一流的标准打了点折扣,到教授升等的时刻,有些就只看苦劳不看功劳了。北大、清华、台大都没有采用这长聘制,所以就该列入三流大学之林。


 一个一流大学的内部条件是『资源、历史、地缘』,外部条件是『开放、透明、竞争的学术市场』。浙大与清华起码有了历史与地缘的优势。中国之大,没有人能为了一己之私而垄断市场或阻止市场的发展脚步。这个庞大的市场,会养出大鱼,浙大与清华都有可能是条大鱼。


我认为,浙大与清华都没有理由毛躁,急吼吼的要长大。长大是必然,长得好,就不是定然。学术如同好酒,资源、历史、地缘有了,外部环境对了,剩下的就是耐心的等待。当今之急,是寻找资源与妥善运用资源。同时耐心的、逐渐的改变外部环境。


一流大学之间的竞争是君子之争,合作是道义的和作。研究型大学的师生是在学校与学校之间不断的流动的。这些流动切断了个人的私心,增加了信息,辅佐了判断,加强了监控。


进入一流大学最难的一步,是从封闭性的三流大学跨出来。改革与利益重分配是孪生兄弟。在改革中,现有的当家人、在位者是输家。吴家玮并没有把香港科大办成一流,但是在新生的香港科大没有输家,个个是一流大学的支持者,甚至是狂热的信徒。科大的成功站住脚跟,有了成果,让香港其他六家大学能兵不血刃的进入二流大学。一个成功的改革,压力要来自外,不能来自上(会官逼民反),更不可能来自下(那就是造反,更是天下大乱)。浙大的成功蜕变要靠来自清华的压力,清华的成功蜕变要靠来自浙大的压力。公开的、透明的、全球性的市场竞争是必要的压力机能。


曾担任哈佛大学校长四十年之久的查理斯·艾略特说:“一所名副其实的大学必须是发源于本土的种子,而不能在枝繁叶茂、发育成熟之际,从英格兰或德国移植而来。它不同于棉纺厂,运营六个月就可以满足一种迫切需要。一所大学不是靠多在报纸发表一些社论,大量发布广告,或多拍几封电报就能建立起来的。”

本文整合自 爱思想 李志文《漫谈二流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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